鲁政委：汇率之争——舆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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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1/10/14 9:56:10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10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一旦该法案获得众议院支持并被总统签署，就将成为法律，届时将会对中美贸易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早在10月3日参议院程序性投票通过这个法案的立项预案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伯纳(John Boehner)就曾明确表示过担忧：立法惩罚人民币大大超出国会职权，而且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虽未明确反对，但对立法是否与国际公约精神相悖，却表示出了怀疑。

据此，笔者虽然不担心人民币汇率法案这次就可连续闯关成功，但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这一问题竟然史无前例地连续两度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获得支持，还是让人深感不安。因为这清楚显示出，在美国普通民众之中，“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伤害美国经济”的观点已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如果我们继续不加理会，或仅仅以大而无当的外交辞令简单抗议了事，那么数年之后，这一问题最终闯关成功成为法律，也未必不可能。

从截至10月12日夜间中国各方发表的声明、报告和民间议论来看，虽然汇率问题时时起，但中美在此问题上不仅没有因为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而加深了解，隔阂却似乎呈现愈来愈深之势，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

从国内的反应来看，要么停留于以政治伎俩转嫁矛盾之类的抗议，要么停留于苍白被动的辩解，要么流于对帝国主义霸权行为的义愤。而从美国国内的舆论氛围来看，人民币汇率低估已成为美国国内当下财经类新闻每日必然提及、且越来越获得普通美国选民认同的看法。因为隔阂，双方都深感无辜而愤怒。

这种状态清楚地表明，中美汇率之争的缓解，需要沟通、沟通、再沟通。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首先，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行动的巨人与宣传的矮子极端不匹配。中国已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也是包括很多大宗商品、汽车和其他商品在内的最大消费国。在中国的需求和供给深刻影响着西方世界每个人的情况下，我们的对外经济宣传却依然处于一种“小国寡民”状态。

这可以从2009年商务部投放的一则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可见一斑——这则广告被国内外媒体广泛视为“天下奇观”。既然中国自己不说，那么留下的声音就自然全是美国的了。由于没有其它观点帮助辨识，它怎么说，美国老百姓就会怎么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舆论对中国不利，并最终为参议院的投票提供了有利氛围，我们是否应该反思？

第二，中方传递的内容和美国最具影响力群体所关心的内容不匹配。即便在一些中方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声明中，在很多时候也都流于国际公义、全球经济发展、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需要等大而无当或与美无关的程序性辩白。而美国最有影响的群体美国选民，所关心的根本其实是对其生活的影响。

这方面，在迄今为止中国各方的报告中，鲜有翔实的披露和通俗易懂的传递。阐述清楚这方面的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比如，当前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人是否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实际上，中美经济之发展，恰如航班空中飞行，美国在万米高空，中国在千米低空，彼此互不干扰。即便人民币再升值50%，中国制造并出口到美国的很多东西，美国自己还是不会生产。君不见，早就在西方被视为夕阳产业的汽车，在中国可还要算高科技呢。

而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则是美国老百姓为维持生活水平不变，不得不花更多的钱，这与他们当前期望增加储蓄的愿望是完全相悖的。反过来，假如人民币贬值，美国反倒能够在花更少钱、增加储蓄的同时保持生活水平不变。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我们却不知道借助美国的日常新闻媒体、企业家和专业学者的访谈，传递给美国老百姓，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反省的过失。

第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平台”本质上是不对称的。在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沟通上，中美之间唯一的正规沟通渠道，就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方对这个平台给予了太多的依赖和信任。

然而，我们未能完全察觉到的是，在汇率政策上，美国方面的主导权和决定权其实是操控在国会手中的，政府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方参加人主要是政府官员的情况，他们充其量在美国汇率政策上只能充当“国会信使”的角色（在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下，这个“信使”其实还是被收信者怀疑乃至敌视的），而中方的参加人都是各财经部委高官，即政策的直接影响者。

一句话，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平台两端，中方是决策人，美方虽然貌似官阶对等，但其实际上仅是没有实权的传声筒。这是中方试图借助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平台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但愿望频频落空的根本原因。

　　（注：本代表作者本人观点）